百年奥运的广东印记⑧ | 奥运“顶头锤”：音乐剧背后的广东足球先驱1936逐梦往事

　　1936年6月25日，《申报》详列了出席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名单，其中足球队成员共22人。这是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参与奥运会，选拔出来的皆是当时最优秀的球员。

　　记者查询史料发现，这些成员年龄在24岁至32岁之间，广东籍贯占七成以上。当年，这群年轻人有着非凡的经历，在抵达柏林前，曾赴南洋及印度各地沿途比赛，帮助中国代表团筹集经费。虽然在奥运赛场上的结果不尽如人意，但球队的表现树立了较好的国际形象。广东籍球员李惠堂、孙锦顺、谭江柏等人的名字，并没有被时光湮没，而是成为传奇。

　　2008年至2017年期间，音乐剧《顶头锤》多次演出，它的故事即取材于1936年中国足球队征战柏林奥运会的事迹，广东五华籍、有“球王”之称的李惠堂在其中也有不少戏份。今年6月，《顶头锤》的导演、编剧陈敢权告诉记者，该剧的主题是“中国人以血和泪，誓要在国际赛事中树立自强不息的形象”。该剧的作曲、编曲高世章表示，那个年代比现在艰难得多，但他们仍然有最纯粹的踢球快乐，一群人共同努力走上国际舞台，“这是很棒的事情”。

　　2008年，北京奥运会闭幕不久，香港话剧团出品的音乐剧《顶头锤》在香港葵青剧院迎来首演。那个夏天，奥运氛围正浓，人人谈论奥运，处处奥运元素。《顶头锤》发掘的，则是遥远的奥运往事。

　　剧情发生于1936年，香港大坑村几名业余足球队员远涉重洋，参加当年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奥运会。

　　该音乐剧虚构了主角郑开满，他是生活在香港大坑、酷爱踢球的“街市仔”，“顶头锤”是其最擅长的杀球技法。剧情铺陈了他被李惠堂发掘、和队友训练，历经挫折，最终踏上奥运赛场的心路历程。

　　《顶头锤》的编剧和导演陈敢权，通过偶然的机会，从他的朋友、足球研究专家Vincent Heywood口中听到，1936年中国足球队征战奥运的旧事。陈敢权告诉记者，他仔细阅读了Vincent Heywood手头的文章资料，有感于这个故事可塑性之高，马上进行了更深入的资料搜集。

　　后来，陈敢权到美国纽约邀请高世章参与《顶头锤》的音乐创作。那时候，高世章已经是知名作曲家，为很多舞台剧和电影编曲作曲，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认可。

　　高世章向记者回忆，陈敢权给他看了剧本，问他是否可以变成音乐剧。“我看了之后，觉得这个题目非常有趣。”和陈敢权一样，此前高世章并不了解1936年那段奥运往事。他不是球迷，完全不懂足球，对于足球史上的传奇人物，他听过李惠堂、谭江柏的名字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
　　高世章喜欢从过去找到灵感。虽然小时候他和别人一样，听的更多的是流行音乐，但后来发现自己在《顶头锤》等音乐剧的创作过程里，从粤剧中汲取了不少养分。“剧中的唱腔并不是传统的粤剧，我用自己的方法，让人物唱出来，以契合特定年代、特定情境。”

　　李惠堂生活的年代和高世章的外公白玉堂大体一致。出生于广东花县（现广州花都区）的白玉堂是粤剧名伶，上个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名扬粤港。但高世章幼时，白玉堂早已退休。外公几乎很少在他面前谈起以前的事，他也是从别人口中得知外公的厉害。

　　真实历史上，李惠堂的名气更是响彻亚洲。

　　李惠堂祖籍广东五华县，1905年生于香港，自幼喜好足球，在多次国际比赛中为国争光。从1913年到1934年，举办过十届远东运动会，中国足球队历届都有参加，除第一届吃了败仗外，其余九届蝉联冠军，其中李惠堂曾五次入选国家队。他的优异表现，举国瞩目。时人有此顺口溜：“看戏要看梅兰芳，看球要看李惠堂。”

　　1936年，他作为中国足球代表队的队长，参加了柏林奥运会。当年足球代表队成员共22人，《中华月报》杂志对各个球员分别做了介绍。其中形容李惠堂“擅任左锋，运射巧妙，有‘球王’之誉”。

　　除了李惠堂，其他队员也是一时之选。黄纪良，自幼酷好运动，尤以足、篮、游泳为最精，“是具天才之运动家”。谭江柏，“为能攻能守之全材”，头球高强，有“铜头”之称。梁树棠，“为当今中卫之优秀份子”。

　　陈镇和，面如灰，人遂称之为“小黑灰”，擅任前锋及中卫。孙锦顺，擅任左右锋，“射球如炮弹”。郑季良，前锋后卫，无所不能，而对左翼更见出色，“洵足球界多才多艺之人也”。

　　记者查询上述22名足球队员的履历表发现，他们的职业有政、学、警、军、商等，年龄最小为24岁，年龄最大者32岁。籍贯为广东的，占七成以上。

　　出征奥运前，这支足球队还完成了一项壮举。

　　由于当年去柏林参加奥运会的人数多、路途远，经费是一大难题。除了政府拨款补助、各处筹集，球队“先期赴南洋及印度各地沿途比赛券资所得”，弥补了不足之数。

　　《顶头锤》对此情节也有体现，他们到印尼、星马、缅甸、越南等地，踢球筹款。高世章表示，在音乐上，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戏。他为球队经过的地方设计了地域色彩各异的音乐，主要呈现形式为当地居民对中国球队的欢迎曲，各尽其妙。

　　当年的《体育季刊》记述，该足球队转战各地达两月之久，共比赛27场，除4次平局外，未尝败北。“在舟车劳顿、仆仆风尘中，能有如此成绩，确非易事。且因此留与各地观众以极好印象，厥功甚伟。”

　　1936年7月23日上午，参加奥运的中国代表团抵达柏林。8月6日，星期四，阴。根据此前抽签的决定，中国足球队首战即遇现代足球鼻祖英国队。

　　当天下午五时半，比赛开始。“事先我国侨胞，都非常踊跃买票，准备到场助威。所以在开赛前，会场四周早已站满了观众。”随代表团前往欧洲考察体育的陈咏声在日记中作了如是记载。

　　这场比赛上半场双方势均力敌，以0：0结束；下半场中国队改守势为攻势，虽有几次威胁性射门，但未能成功。下半场13分钟时，英国队趁中国队内部空虚，攻入一球。约10分钟后，又以“雷同之传递”攻入一球。此后中国队虽力图反攻，终未能挽回败局，被0：2淘汰。

　　由于采取的是单场淘汰制，该队伍在柏林奥运会的征战就此止步。作为现场观众，陈咏声在日记里陈述了自己对比赛结果的看法。她认为，比赛失利的原因，“第一，是体格不如人；第二，我们遇到失败，便不容易恢复，临阵容易慌张，其实，在技术上并不怎样后人”。

　　70多年后，当《顶头锤》重构这一往事时，多了几许敬佩和宽容：在奥运临近前，主角郑开满突然不想训练、不愿比赛，他向李惠堂坦白：“对，我怕输。”李惠堂开导他：“开满，踢球会赢也会输。一个输不起的人，球踢得再好也没用。”

　　对于后人来说，当年的比赛结果已不再那么重要。陈敢权向记者透露，构思剧本时，他的脑海中始终有个疑问：为什么我们国家在战乱的日子里，尚要远征奥运踢足球？正是由此出发，他写了以“中国人以血和泪，誓要在国际赛事中树立自强不息的形象”为主题的《顶头锤》。

　　中国足球队的表现的确树立了较好的国际形象。陈咏声的日记称“然而无论如何，外人对我们的批评也还不错，可算是不幸中之幸”。当年的《申报》也评论道，“在场的观众，并欧洲各国的报纸都一致推许我队的球艺”。

　　赛后，欧洲各国纷纷向其致电，邀请前往与当地球队进行友谊赛。从8月13日到9月1日，中国代表队先后前往德、奥、瑞、法、荷、英等国，共比赛9场。虽整体战绩不佳，队伍的表现仍有可圈可点之处。

　　例如，李惠堂于日内瓦一役中上演帽子戏法，孙锦顺于巴黎一战中凌空抽射。甚至，与巴黎红星队赛后，对方欲以优渥条件邀请李惠堂为其队效力。

　　音乐剧最后一幕，来自中国的足球队员终于踏足奥运赛场。他们高喊：“中国，开波（球）！”

　　《顶头锤》在香港首演、重演后，2017年4月又亮相北京。高世章回忆，当时观众反响非常好，“超出预期”。陈敢权说，《顶头锤》多次演出均受到不少观众的喜欢和业内人士的欣赏和称赞，曾获不少奖项。

　　高世章说，创作音乐时，他更喜欢以前发生的故事，认为相较于当下“更浪漫一点”。他对记者表示，《顶头锤》里的人物生活的年代比我们艰难得多，但他们仍然有最纯粹的踢球快乐，可以一群人共同努力走上国际舞台，“这是很棒的事情”，也是他参与创作此音乐剧的动力源泉。

　　陈敢权在《顶头锤》的故事里多次点到了抗日救国的时代背景。他向记者复述了音乐剧中的一段台词，表达对体育、救国和战争的思考：“如果奥运会真的可以代替打仗，你说该多好呢？国家同国家谈不好，就在球场、草地上拼，总好过扔炸弹，炸烂火车轨，白白牺牲无辜人民的性命。”

　　然而，历史的抉择容不得浪漫和假设。

　　柏林奥运会一年后，神州大地进入全面抗战。李惠堂凭借其在体育界积累的声誉，多次发起、组织和参与各类义赛，以筹款救济沦陷区民众以及受到战事影响的伤兵和难民。

　　同样出征过柏林奥运会的足球队员陈镇和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，抗击日寇。1941年，因突发恶劣天气，陈镇和驾机在西北上空遭遇空难，机毁人亡。

　　1942年9月，李惠堂返抵原籍广东梅州五华县锡坑乡省亲。在其宗族亲属的邀请下，李惠堂前往五华县内各大圩镇和乡村进行巡回足球表演，又组织当地爱好足球的体育教师、学生、农民和商人合组五华足球队。

　　随后，他还到访了广东梅县，引起轰动。除梅县之外，邻近的蕉岭、平远、兴宁等地乡亲也来捧场，使梅县的旅馆在开赛前几天被预订一空。尽管球票价格远远超出以往比赛的票价，但仍有3万多人到场观看比赛。

　　除与故乡广东结缘，抗战时期，李惠堂还曾在桂林、柳州、成都、重庆和自贡等地代表多支球队出场比赛，参与大后方体育事业的发展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赵峥在研究文章中总结道，李惠堂在大后方的足球比赛，不仅在资金筹募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对抗战发挥着实际功能，“而且为在艰难时世中坚持奋斗的国人提供着精神上的慰藉与激励”。

　　陈敢权向记者强调，《顶头锤》最重要是感染观众，让大家思考作为中国人该如何处身在世界舞台，“不论是在奥运、在政治、在经济、在文化、在修养，如何可代表自己、代表国家、代表优秀的中华民族”。

　　实际上，当年出征奥运的中国足球队员对这一问题早有思考。1935年，李惠堂在《勤奋体育月报》杂志发表了其对中国足球队将参加奥运会的意见。他不仅从组织与职责、遴选之方法等方面详陈己见，还建议奥运结束后，在可能的范围内到欧洲各国参观学习，补短采长。

　　他认为，一方面对提高球技有帮助，另一方面还可以宣传我国形象。李惠堂特别提到，“欧洲小国，多不知中国为何物，更不信中国亦有所谓足球赛者。十二年前，本人随队征澳，澳人亦有斯种不良印象，后卒因吾人之表演，而变迁其对华心理”。

　　事实证明，李惠堂做到了。至今，人们记得这位足球史上的风云人物，他的祖籍地梅州五华县常为“球王故里”感到自豪。

　　今年3月3日晚，2024年中超联赛第1轮，梅州客家坐镇主场五华奥体中心惠堂体育场迎战上海申花。中场休息期间，公布了此前“以球会友诚邀天下客”为上联的征联结果。

　　采用奖获得者是五华县华阳镇一个乡村医生。他对出的下联是：“为国争光重振惠堂风”。